阿秀在末班車上發現了那把傘。
不是她的，她確定。自己的傘是藍格子的，已經斷了一根骨架，用橡皮筋勉強捆著，現在靠在座位下的金屬腳架旁邊，一副老態。那把黑傘孤單地放在前排座椅的扶手上，沒有傘套，握把磨得發亮，像是某隻手握了很多年。車廂裡只剩她一個乘客。日光燈管在頭頂嗡嗡作響，振動的頻率讓人昏昏欲睡，又睡不著，整節車廂好像一個悶罐子在路上滾著。
她今天去探望了一個許久沒見的朋友，回程坐過了站，換了兩次車，最後上了這班末班。不算什麼大事，只是一個普通的失誤，讓這個週五的夜晚比預期的又長了一些。
從窗子看出去，市區的街燈一排排退後。轉角鐵皮屋頂的波浪形反著光，一個騎機車的人穿過十字路口，燈光一閃就沒了。路上幾乎什麼都沒有了，只剩下彼此不認識的燈各自亮著。空調低頻地振動，車廂裡是橡皮和疲倦混在一起的氣味，帶著一點說不清從哪裡來的油煙，像是被太多人搭過之後留下的集體殘跡。幾個椅背掉了漆，露出底下橘黃的泡棉。
廣播說終點站了。廣播聲有一點沙，已經循環說了大半個晚上。
阿秀沒有動。
她在想一件事，是小學的事，隔了快二十年，今晚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浮起來。那年梅雨季，她和班上的一個男生——名字早就忘了，只記得他的耳朵特別大，在頭兩側像兩片葉子一樣撐著——一起在走廊屋簷下躲雨等放學鐘。走廊的磁磚地上，有人踩過的水印從室內延伸出來，混著泥土的氣味。兩個人的布鞋都濕透了，鞋底踩在地上一步一個深深的濕印，冷的感覺從腳趾頭慢慢往上走。他說：誰先找到一把好傘，就借給另一個人。她點了頭，是很認真的那種點頭，他也很認真地點頭回去，好像他們正在締結一個真正重要的協議。
後來梅雨結束了，好像一下子的事。天突然晴，操場的水窪一個星期就曬乾了。
他們再沒有提起那個約定。在梅雨結束後的第一個晴天，阿秀特別注意他有沒有帶傘來學校，他確實帶了，一把很普通的黑傘，跟前排扶手上這一把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差別。她沒有問，他也沒有說。也許他帶的只是家裡隨便拿的一把，跟那個約定毫無關係，是她自己多想了。
後來升上國中，不同班，再後來連點頭的交情也沒有了。
司機回頭看了她一眼，沒有說話。只是看。
「最後一站了，」他說，「要在這裡下嗎。」
「要，」阿秀說，「再一下。」
司機沒有追問，轉回去看手機，車窗的玻璃把他的臉疊在外面的夜景上，街燈從他額頭穿過去，像某種不礙事的穿刺。阿秀側過頭再看了那把黑傘一眼。有人今天把它忘在這裡，現在可能正在家裡翻找，或者已經放棄了，決定明天再說。也可能有人是有意留下的，像是一件決定不帶走的舊物，悄悄放在別人看得到的地方，讓它自己找到下一個去處。她不知道哪種情況比較讓她心安。
她站起來，把那把傘拿起來了。
握把是暖的，像剛有人放下不久的溫度。
車門打開，五月深夜的空氣從缺口灌進來，比車廂裡涼，帶著柏油和某種開了又謝的花的氣味。她在這座城市長大，知道這個時節路邊會有一種白色的小花，在夜裡特別明顯，但她一直叫不出它的名字。月台的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，一直延伸到月台邊緣，細細的，快要掉下去的樣子。她站在門口停了一秒，感受那個從深夜到更深夜的邊界，才踩了下去。
外面沒有下雨，是深夜五月才有的顏色，不全黑，像是墨被水稀釋過，藍裡帶著一點微微的焦。
阿秀握著那把傘沿著月台走，傘尖輕輕懸著，沒有碰地。她想，也許那個大耳朵男生後來真的找了一把好傘，拿著它等了一陣子，等梅雨結束，等暑假，等到某個他說不清楚算幾月的午後，才把那個念頭跟著天氣一起放下了。也許那時候他有點難受，也許一點都沒有，這兩種可能在她心裡同樣站得住腳。
她在月台上停了一下，把手裡那把傘翻過來看了看。黑色的，普通的，握把磨損的方式很細緻，像是被時間一點一點消磨掉的。傘骨都完好，一根都沒有斷。
也許此刻某個地方，他也在想這件事。
也許沒有。也許他早就完全忘了，忘得毫無痕跡，那個約定對他來說從來就只是一個孩子隨口說說的話。
月台上方一盞燈突然滅了，猶豫了幾秒，又勉強亮了回來，像是睡著了再強撐著醒。阿秀把傘的握把握緊了一點，繼續朝出口方向走。腳步聲在空月台上一聲一聲地回響，跟著她走，一直到了樓梯口，才漸漸散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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