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留意到那個細節，是在第三次重看的時候。
《花樣年華》（王家衛，2000年）開場不久，梁朝偉飾演的周慕雲走進街角小麵館，手裡捏著飯煲，鏡頭跟著他移動，但始終讓一道廊柱橫在畫面中央。不是單純跟著動作——是跟著他，然後讓廊柱介入。這個手勢在全片反覆出現：門框、窗格、木板牆的縫隙、旋轉樓梯的欄杆。觀眾從不佔據同一個房間，甚至從不站在走廊上同一個角度。攝影機放到牆後面，讓「偷窺」本身成為觀看的姿態——不是窺看角色的秘密，是透過遮蔽，感受一段被壓縮在時間裡的情感如何無從洩漏。
這次是星期日下午，天陰，偶爾有雨聲從窗外傳進來，用電視機而非投影，屏幕比上一次看時小了將近一半。李屏賓的構圖在這個尺寸下反而變得更緊：旗袍的花紋壓縮在較小的畫框裡，那種悶意更厲害，喘不過氣。我一直以為這部電影需要大銀幕，需要讓人淹沒在慢動作裡的尺寸，但這次開始懷疑——也許只是不同種類的悶。《花樣年華》實際上用了兩位攝影師：杜可風（Christopher Doyle）完成大部分拍攝，李屏賓後來介入補拍若干段落。兩人的光線性格有微妙差異；王家衛從沒在映後明確指出哪些鏡頭屬於誰。這種「視覺語言的輕微位移」，也許是整體氛圍裡那種說不清楚的「不確定感」的形式來源之一——不只是情節，連影像本身都有一點人格游移。